但是因为土地集中、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,文明形态突破了这种承载上限时,阶段性的秩序崩溃又几乎是必然的,任何一种工具都解决不了。
直至近代,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产力大爆发,才有了突破农耕文明承载上限的可能。
儒家研究的对象是“人与人”,它的价值,不论是过去、现在与将来,也主要作用于这个领域,不能将之万能化,它不可能去指导一切。
后世的理学与心学,都对经学进行了某些方面的修订与延伸,有将之万能化的企图,却没有清晰完整地阐述子学的格物,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到了两千年后的明末至满清民国时期,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,以儒家为工具,却集中了儒家思想自经学以来被赋予的、几乎所有的“苛”。
彼时所谓的儒家只剩下了一张皮,堕落为僵化的礼教体系。所以在后来的民族救亡运动中,推翻这个礼教体系不仅是一种必然,也是一种必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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